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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生命周期；斯宾格勒

[摘 要] 斯宾格勒提出的文化生命周期理论使得如何破解文化生命周期成为一个重大课题。国内外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借鉴。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实质上对之进行了超越性阐释，为破解文化生命周期提供了原理性启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内核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从根本上破解文化生命周期提供了指南，开辟了道路，既指引中国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进而确保中华文明永续发展，也在人类文明史上开创了通过文化自觉实现文明永续发展的新范式。

通过“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双向互动中实现了相互成就，不仅“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更在文明交融层面“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①]。“文化生命体”的隐喻本质上将文化系统视为具有生命体特征的有机体，具有丰富的启发性内涵。回顾思想史，一些思想家也曾有过类似隐喻，并通过这一隐喻认为，文化、文明如生命体一样必然经历萌芽、生长、衰落的周期性过程，从而提出了种种文化生命周期理论。正如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我们同样面临着如何始终维持文化生命活力、规避文明演进周期性危机的重大课题[②]。实际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内核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从根本上破解文化生命周期提供了指南，开辟了道路。

一、影响深远的文化生命周期理论

在思想史上，将文化视为生命体并且赋予其周期性演变规律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被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该书不仅把整个宇宙视为生命体——“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而且从“周而复始”的角度阐述宇宙运行的根本法则，其核心命题“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既解释天地自然轮回的运行规律，也昭示社会治乱、文明兴衰的周期性特征。中国传统哲学另一重要思想“五行学说”，通过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循环体系，解释世间万物运动的平衡秩序，也为理解文化生命的“新陈代谢”提供了最早的哲学视野。西方有关文化生命周期的学说，可追溯到300年前（1725年）意大利思想家维柯。他在《新科学》中首次将文化类比为有机生命体，并认为一切人类文明都必然经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三阶段循环。这一思想为后世系统化地提出文化生命周期理论奠定了基础。

1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1918-1922）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形态学”（Morphology of Culture），该理论以“文化生命周期”为核心，包含三个关键要点。一是生命隐喻的文化有机体论。斯宾格勒将人类文明看成具有生物属性的有机体。他强调，“人类历史原本就是一些强大的生活历程的总和，……这些生活历程已不能不具有自我和人格的色彩了。对于每一个有机体说来，生、死、老、少、终生等概念是带有根本性的”；全部历史“奠基在一般传记性原型（biographic archetypes）之上”[③]，每个文明都是拥有独一无二生长节奏与命运轨迹的生命个体。二是宿命式的文化周期命运。斯宾格勒通过文化形态研究得出结论，世界上存在着埃及、巴比伦、中国、罗马、阿拉伯、古代希腊和现代西方等 “高级文化”，它们各自独立自主但都必然经历“春（诞生）—夏（成长）—秋（成熟）—冬（衰亡）”的固定周期——“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④]。也就是说，终将衰亡是所有文明的必然结局。三是把握文明演进内在矛盾的独到洞见。斯宾格勒曾敏锐指出，文化精神的创造力与机械理性的异化力量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博弈中，当机械理性占据文明发展主导地位时，文化生命力就将日趋枯竭。这一洞见为反思现代性危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斯宾格勒认为，“文化醒觉”能延缓文化生命体的衰亡进程。只不过，其理论内核在本质上否定了突破周期的可能。正如他所断言的：“一种高级文化的戏剧……逐因那与永远循环的宇宙长流同一的、永恒的血统的原始事实之复现而告结束。富于想象力的醒觉存在消失在存在的缄默作为中”[⑤]。这使得他的理论最终变成封闭体系，无法为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现实路径。

斯宾格勒被称作是“没落的先知”，其思想在20世纪西方曾影响了一大批杰出人士，如基辛格、凯南、尼策、哈利等[⑥]。从学术史角度看，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打破了西方近代线性进步史观的垄断地位，开启了汤因比的文明比较研究之路。在《历史研究》（1934-1961）一书中，汤因比弥补斯宾格勒“娴于辞令”却“无法证明”的缺陷，以“挑战与应战”（Challenge and Response）为核心机制，建构起“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四阶段动态分析框架。汤因比的理论在价值立场上突破了“西方中心论”，主张所有文明具有平等研究价值；在‌方法论上通过“挑战-应战”机制强调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将文明发展动力从环境决定论转向主体创造论，突出文明生长的核心在于不断回应新挑战的活力。汤因比晚年更提出，21世纪将是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独特贡献的时代，甚至把世界未来寄托于中国[⑦]，这一预言惊世骇俗、震撼至今！综观其述，汤因比思想中包含着超越生命周期走向持续延展的维度，认为关键在于持续应对挑战的创新能力、社会结构的弹性调适能力和文化基因的自我更新能力。不过，他对斯宾格勒的批驳并未使他自己的理论摆脱决定论的本质也即“兴衰周期必然性”的预设。正如他援引中国古代思想所言：“文明的解体是周而复始，随阴阳消长之机而循环”[⑧]。可见，汤因比强调的主体能动性更多聚焦于延缓文明衰退，而没有彻底打破文明走向衰落的终局性判断。后来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虽然没有直接回应斯宾格勒，但是其把文明作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分析单元，明显继承了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思路。不同的是，亨廷顿更加关注不同文明间的互动，这也可以视作是对文化生命周期理论的回应[⑨]。

斯宾格勒的文化生命周期理论在西方引发了诸多争议，这也是其深远影响的体现。例如，他同时受到历史理性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批判。英国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认为斯宾格勒的理论虽然在规模上宏大且富有想象力，但在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上是错误的、非历史的、有害的，明确反对其将文化生命决定论化、宿命论化，反对孤立、封闭的文化观。他认为斯宾格勒不懂“一种文化的毁灭是另一种文化的诞生；因为并没有一个可称为文化的静态的实体，有的只是一种永恒的发展”[⑩]。俄国白银时代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和斯宾格勒一样观察到了西方现代性的危机，认为这场早已在欧洲文化各处萌芽、如今达到外在极限的危机,本质上正是文艺复兴终结的表现,而文艺复兴的终结伴随一切有机体的解体,但作为基督教存在主义者,他更强调精神的超越性,认为文化周期性并非绝对,人类可通过自由意志实现精神的创造性突破,相信美好与光明存在于永恒中。[⑪]‌存在主义对斯宾格勒的批判，最著名的来自雅斯贝斯。雅思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明确反对斯宾格勒将文明视为‌有机生命体‌并必然走向衰亡的宿命论，直指斯宾格勒“在方法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他的理论“形成于介于蛮横专断和貌似有理之间的种种关系游戏中，形成于他独断霸道的肯定性之中”[⑫]。雅斯贝斯也强调文明生命力源于精神的超越性，文化衰退源自精神僵化，通过回归轴心时代的“本原性思考”（如文艺复兴对古希腊的继承）就可实现复兴。其“第二轴心时代”假说（实为学界从其思想中归纳出的简便说法）隐含了双重条件：既要承续第一轴心时代的智慧，更需以伦理约束技术扩张。这种聚焦精神突破节点的文化观确实突破了传统文化生命周期理论的线性框架。

1840年以降，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农业文明遭受西方工业文明的碾压性冲击，“中西”之争最终演变为“古今”之争。在此背景下，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观点迅速传播到中国，吴宓、宗白华、张申府、张荫麟、林同济等著名学者都多有推介[⑬]。更为重要的是，斯氏的文化形态学直接影响到中国“战国策派”的文明论述。该学派的核心成员雷海宗虽翻译《西方的没落》未竟出版，但在课堂上公开讲解斯氏理论，并创造性转化其理论内核。他吸收斯宾格勒文化生命兴衰的周期框架，又摒弃其宿命论倾向，并将尼采“超人哲学”的能动性主张与中国传统“通变”思想相结合，基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特征，挑战斯宾格勒“单周期文化论”。雷海宗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1940）中提出所谓“中国文化两周说”，将中国四千年历史划分为‌两个文化生命周期‌：‌第一周为商至南北朝，体现为本土文化从形成到衰落；‌第二周是隋至清末，体现为佛教传入后的文化重构。在此基础上作出了‌第三周文化预言，认为抗日战争将激活“战国精神”（竞争意识与革新能力），开启文化复兴新周期。他强调“其他文化都只有第一周，绝无第二周，都是一衰而不能复振。这一点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⑭]。雷海宗事实上在三个维度作出了突破性的理论探索：一是否定文化“有机体必然衰亡”定律，强调至少有些文化——例如中国文化——的周期具有开放性。提出“中国虽古老，元气并未消耗，大部分国民的智力与魄力仍可与正在盛期的欧美相比”[⑮]。二是提出很具中国特色的中华文化再生的三大根基。“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⑯]三个问题解决了，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三是通过实证中国文化两次周期更替，证明非西方文明具有独特的演进逻辑，可以说为后发国家文化转型提供了理论范式。尽管诞生于抗日救亡的特殊语境，雷海宗的理论突破文化决定论，将文明周期从自然规律转化为可干预的历史进程，通过“两周/三周”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哲学，为后来中国关于文化、文明的探讨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新文化运动肇始的文化论争中处于守势的文化保守主义开启自我反思，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阐释，形成了所谓现代新儒家。其中，张君劢明确回应了斯宾格勒的思想，他读《西方的没落》（时译《欧洲之末运》）后，专门做了题为“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演讲，称该书“吾之所谓欧洲文化之危机者，此也”。认为这是“世界之大事”，主张以儒家精神为核心重构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强调文明复兴需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悲观预言[⑰]。方东美1937年所著《科学哲学与人生》大量引证斯宾格勒理论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但又选择性运用弱化了斯宾格勒的悲观基调，转而强调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以求民族文化之复兴。钱穆受斯宾格勒影响以生命解释历史文化，其《民族与文化》的讲演辞便从斯宾格勒的《西方之没落》（即《西方的没落》）切入，认为历史文化的本质是精神生命，在于人文道德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乃是一种人道精神、德性精神。亦可谓天命精神” [⑱]。正因为此，中国文化恰恰能跳出斯宾格勒春夏秋冬生命枯荣的文化悲观论，欣欣向荣而机运不绝。还有一些新儒家未必直接回应斯宾格勒，但在主张儒家文化复兴的探索中，客观上围绕“心性本体”形成了隐性对话。比如，梁漱溟以“意欲”本体论提出文化传统“三路向”说和文化发展“三期”说；冯友兰借助“境界说”强调道德超越历史限定性；熊十力以“体用不二”论实际上解构文明周期论；唐君毅提出“文化多元一体”论，主张通过“心性之学”实现文明互通，在学理上修正“文化封闭论”；徐复观通过解析“忧患意识”与“道德自觉”，论证文化兴衰系于主体的反思性实践而非既定宿命；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以道德理性自我转化开出民主、科学，暗含对文化历史决定论的扬弃。杜维明则在上世纪60年代明确指出，“史宾格勒（Spengler）《西方文明的没落》（即《西方的没落》——引者注）确实早已过去了。西方的学者们现在对自己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可以说是以往学术界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所引起的反动，其目的在寻求更广大、更深厚的文化基础作为世界文化大汇合的根据。”[⑲]经受新考验的新儒家在其所谓的“新轴心时代”，可以通过儒学与西方启蒙价值的互补融合，构建全球伦理共同体。总体上，新儒家都拒斥机械进化论、文明孤立论和宿命循环论，强调道德实践驱动的文化更新机制，其思想体系通过高扬主体创造性，客观上构成与斯宾格勒“文化命定论”的学理对峙。

通过简要梳理文化生命周期思想的理论谱系及其历史效应，我们至少可得出三个结论。其一，斯宾格勒虽作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家提出理论原型，但其揭示的无干预状态下文明存续存在生命周期的规律，在汤因比的26种文明比较研究及雷海宗的“中国文明双周论”中获得某种经验确证，这就警示我们：文化发展绝非自然天成，文明永续绝非理所当然的自然演化过程。其二，从斯宾格勒的“必然衰亡”、汤因比的“挑战-应战”延缓机制到雷海宗的“逆周期复兴”构想，理论嬗变轨迹凸显人类突破文明困境的能动性探索。无论是别尔嘉耶夫的宗教哲学批判、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抑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范式、新儒家的心性本体论，本质上都可以说是在尝试破解文化生命周期的宿命。其三，由此延伸的历史启示在于：所有蕴含文化生命隐喻的理论建构，都需直面文明存续的根本性诘问。当今学界虽罕有全盘接受斯宾格勒之强命题者，但斯氏的思想价值正在于以极端方式叩击文明本质——如何避免自我衰亡？所有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与斯宾格勒为代表的文化生命周期理论进行的对话，实质上都是在与这一终极命题进行对话。文化生命周期理论的深远影响表明，不在于它是否正确地回答了问题，而在于它至少正确地提出了问题，迫使每个文明在历史镜像中探寻突围路径。如何破解文化生命周期，一如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已成为关乎文明存续的核心课题。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超越性阐释

由于历史进程的时间错位，思想史上仅留下斯宾格勒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单方面的所谓批判。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将唯物史观简化为机械线性史观，指责其缺乏对文化生命力的深层理解——“对那认为经济的事实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的意志一无所知”[⑳]。这种评判显然是有失公允的。重返马克思的原著语境就将发现，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文化生命”一词，但其理论体系实质上蕴含着超越线性史观的复杂文化生命观。《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宗明义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1]，这种“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既是自然的存在，更是文化的创造者。马克思将社会视为“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2]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23]，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动态性与内在关联。在阐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时，马克思的理论预设恰恰是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能动性——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4]，文化创造正是生命本质力量的现实展开。他还非常认同一位俄国学者对其理论的评价：“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25]相较于斯宾格勒的文化宿命论，马克思在本体论层面澄明了文化的生存论基础和物质生产根基；认识论层面揭示文化发展遵循实践辩证法则；在价值论层面将文化的终极指向锚定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斯宾格勒未曾看到，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得以存续的秘密——资本“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吸吮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6]；而且其对经济基础的强调与对文化权力的剖析是一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7]，文化领域始终贯穿着阶级关系的再生产。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还强调，人们虽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但归根到底历史不过是人的活动，既承认客观制约，更注重主体突破的可能。其世界历史理论预言“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了公共的财产”，“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8]。这种“世界的文学”构想，正与今天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形成历史呼应。总体而言，马克思通过揭示文化发展的物质根基解构了文化神秘主义，借助解放叙事开辟了革命路径，在学理逻辑上真正开启了对文化生命周期论的超越。从新轴心文明对话到数字文明转型的历史进程表明，马克思文化生命观的启示就在于：文明存续不囿于宿命轮回，而在于把握历史主动，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创造新世界。

斯宾格勒的文化生命周期理论问世后，不断受到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多方面批判。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范畴内，苏联判定斯宾格勒理论是资产阶级反动哲学，从领袖到学者都对之进行过批判。列宁曾经批判说：“不管施本格勒（即斯宾格勒——引者注，下同）之流和所有推崇他（即或者研究他）的有教养的小市民怎样为此痛哭流涕，然而旧欧洲的这种衰落不过是靠帝国主义掠夺和压迫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而养肥了的世界资产阶级没落史上的一段插曲而已”，还辛辣讽刺“施本格勒的徒子徒孙”的所谓“聪明绝顶”[29]。苏联学者康恩认为，斯宾格勒看不到文化发展的“上升的螺旋”，而使之“变成简单的循环”，原因就在于“斯宾格勒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危机和腐化提升为普遍的历史规律”[30]，其“生物体周期说”把历史进程神秘化，既否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又消解阶级斗争意义，本质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悲观宿命论。这些批判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些简单标签化，但也确实点明了文化生命周期论与唯物史观的根本分歧：前者把文明兴衰归结于超验生命的节律，后者秉持社会矛盾运动的历史辩证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卢卡奇不仅将“文化宿命论”界定为帝国主义阶段非理性主义的表现，而且从与马克思的历史文化发展规律对比的角度批判文化生命周期论的非历史性：“在斯宾格勒那里，或以温和的形式在汤因比那里，规律在那就是永恒型的、‘宇宙’型的并且通过它的循环特征取消了历史的连续性，并且最终取消了历史本身。与此相反，马克思那里的规律性是社会存在本身内在固有的规律性运动”[31]。阿多诺专门写下《没落之后的斯宾格勒》（Spengler nach dem Untergang）一文揭露其思想本质：斯宾格勒充当权力强权的代言人，与统治秩序形成深刻共谋；其“文化形态学”以形而上的“灵魂冲动”原则解释历史动态，实为“一种潜在的同一性哲学”；所谓“灵魂”与“生命”的话语不过是诋毁唯物主义的策略工具。阿多诺还指出，《西方的没落》完全忽视人与自然的斗争关系，“斯宾格勒未看到，历史宿命（其论述的全部焦点）正源自与自然斗争的强制。他将历史图像审美化。经济对他而言是如艺术般的‘形式世界’——纯粹表达灵魂特质的领域，本质上独立于生命再生产的需求”[32]。在很大程度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可以说始终将斯宾格勒思想作为潜在标靶之一。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揭示启蒙理性的自我异化是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源：文化工业通过标准化生产、制造虚假需求和提供强制娱乐，使文化本身沦为资本再生产的工具，远超斯宾格勒预设的有机衰亡逻辑。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理论批判技术理性对文化领域的殖民，文化僵化恰恰是‌统治逻辑的隐性暴力‌，主张以审美解放打破循环宿命，与斯宾格勒的被动接受形成鲜明对比。布洛赫提出“未完成的乌托邦”，挖掘被斯宾格勒忽视的文化传统解放潜能，试图将文化周期重构为开放性历史进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事实上从政治实践维度作出回应，认为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机器编织文化周期叙事，从属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需夺取文化领导权以瓦解这种垄断。詹姆逊的“认知测绘”理论实际上批判将文化进程禁锢于有机体隐喻的观点，强调后现代文化生产已脱离单一文明轨迹，需以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重构文化政治坐标，破除文化宿命论。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其悲观主义基调与战争摧毁欧洲文明信心的现实密不可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中华文明遭遇存亡危机、文化自信跌至历史谷底之际，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1916年撰写的《青春》，创造性融合《周易》的"生生"哲学和黑格尔辩证法，将“青春”阐释为超越生物年龄的“文明觉醒形态”，明确“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33]，可以说是自觉将破解文化生命周期作为时代课题的思想家。李大钊主张“青春之我”应重构家庭、国家乃至宇宙的生机；通过“青春—白首—再生”的文化演进论，阐释“中华”之“华者，文明开敷之谓也”，强调“必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使废落者复为开敷，开敷者终不废落”，论证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和青年应有之担当，求中华永葆青春：“愿华常得青春，青春常在于华也” [34]。这种植根民族实践的文化更新观，虽尚未达到唯物史观科学高度，却与斯宾格勒“文明衰亡宿命论”形成跨时空对话（时间上还先于斯宾格勒），为五四运动注入能动性思想资源，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未与斯宾格勒展开学理交锋，却以革命实践实现了文化生命理论的创新性重构，客观上闯出了一条突破文明兴衰循环的新路。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青年时期便提出“文明其精神”的思想主张，力倡以“心之力”重振中华文明。延安时期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35]，强调通过“人民大众的文化革命”实现文化生命的持续演进[36]。这种以人民主体性为根基的文化观，既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扬弃，又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生态，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精神变物质”的生动范本。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有高度的精神文明”[37]，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式将文化生命力置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框架之中。邓小平还把思想解放视为打破教条主义桎梏的关键钥匙，把文化开放看作保持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这种战略思维不仅体现在"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针中，更通过对外开放的具体实践使中华文化在与世界文明的交融互鉴中获得新的生长空间。江泽民在世纪之交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事实上是将文化生命观提升到执政规律的新高度。首次明确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系统阐述文化作为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的战略地位，认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38]，并将弘扬培育民族精神纳入文化建设核心任务。胡锦涛的文化发展观实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跃升。他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的本质论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39]，首次从“文化的生命力”的角度直接涉及“文化生命”概念，并提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文化的创造力”的创新理论[40]，着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文化探索实践，开创了既突破西方文化生命周期宿命论、又超越传统文明循环论，也不同于苏联的新型文化发展道路。

概而言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无论是苏联的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拓展，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有对文化生命周期理论的直接批判，但更多的是“走自己的路”——走文化繁荣发展之路。如果一定要从文化周期理论角度看的话，那么至少有两方面的“共识”：一是都鲜明地反对文化周期的宿命论，认为文化是一个开放发展的过程，而所谓文化生命周期虽涉及了一些经验事实但整个文化生命周期理论是一种阶级意识形态；二是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保持文化生命活力以获得文化、文明永续发展的现实路径。这些为我们今天破解文化生命周期提供了原理性启示和丰富的思想资源。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破解文化生命周期开辟道路

习近平一直以生命看待文化。早在主政浙江时期，他便提出“文化是灵魂”的核心论断，强调文化在整个社会有机体中的关键作用[41]。党的十八大以后，这一思想得到系统深化，习近平将文化建设提升至“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的战略高度，逐步构建起具有原创性的文化生命理论体系。2016年从坚持文化自信角度提出“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42]；2021年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角度强调“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43]；2023年“6·2”座谈会从“两个结合”角度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二者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44]。这一以生命隐喻阐释文化发展的理论特质，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标识，关于文化生命的重要论述也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观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化生命的重要论述，包含着五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揭示文化生命演进规律。习近平首先肯认了有关文化生命的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文化、文明发展并非一劳永逸，如果不能高度警觉进而自觉地发现和遵循规律，完全可能停滞和衰落。他深刻指出：“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45]这一论断突破静态、孤立的文明观，确认文明以及作为其灵魂与内核的文化生命体具有新陈代谢的本质特征，其存续发展必须遵循生命演进的基本规律。

二是确立文化生命发展动力机制。习近平在普遍的意义上指出，“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同时强调，“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46]“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47]由此构建起文化生命得以保持活力、可持续发展的传承、创新、开放三位一体的动力系统。

三是确证中华文明的生命特质。习近平从大历史高度揭示了中华文明表现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生命韧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48]其根源就在于“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以及“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的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49]。

四是确认中国已构建新型的文化生命形态。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民族文化生命也奄奄一息之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50]，尤其是在精神上从被动走向主动，最终建立和巩固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主体性，使中华文化生命实现现代转换。当今中国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两个结合”形成的新文化，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当代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别是这一新型文化生命形态的魂脉和根脉，合起来便是命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明复兴实践，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焕发新的蓬勃生机。

五是明确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提出新时代“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明确以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根本遵循，通过“七个着力”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部署新时代文化发展方略。他特别强调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51]，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这种使命自觉，既包含文明赓续的历史责任，又彰显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担当。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突出历史主动精神，通过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和文化生命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立足中国文化发展实际，借鉴以往相关思想文化资源，尤其是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相关探索集为大成，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在破解文化生命周期方面实现了系统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

第一，构建以文化主体性为根本依托的发展新范式以消解文化宿命。文化、文明必然衰亡的宿命是文化生命周期理论的“魔咒”。习近平开宗明义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甚至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也就是要有持久的生命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52]。所谓文化主体性就是作为文化生命体的主体亦即一个民族文化意义上的自我的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两个结合”巩固了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突破了西方长期以来的文化自我认同的“我-他”关系模式，实际上开创和践行了一种“我-你”关系的文化自我认同模式，总是能把异文化变成“我们”共同的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发展中传统与现代二元断裂思维，明确了一种文化自我更新、赓续的新思维，使文化生命体之根深植于悠久的文化、文明之中；与西方建立在主客体场域关系中的文化主体性本质不同，中国文化主体性是建立在主体间场域关系中的文化主体性，具有独立性、主导性、超越性特征，突出立己达人，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永葆民族文化青春[53]。相较于斯宾格勒将文化视为封闭自足的有机体，通过“两个结合”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事实上形成融通古今中西的开放型文化生态系统，具有强大自组织能力，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自我超越，其演进轨迹不再是宿命论预设的抛物线式衰落，而是螺旋式上升的实践创造与辩证发展。

第二，构建以激活主体创新创造为核心的动力新机制以克服文化衰亡。习近平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54]，而“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55]。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我国逐步构建起以激活主体创新创造为核心的动力机制，为文化生命体不断注入永续发展的动能。一是激发人的创造潜能。强调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让文化创新从“政府推动”真正变成“群众自觉”，使文化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源泉。二是健全制度保障体系。抓住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这个关键，加强文化管理体制建设，完善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培育良好文化生态，破除束缚创新发展的制度障碍，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三是深化结构性创新融合。在注重“返本开新”中贯通古今，既面向当下又面向未来，积极探索运用新技术手段，构建“文化+”的生态化创新格局，在要素重组中催生文化新业态和产业新模式。四是强化价值引领方向。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走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辩证发展道路；特别突出文化的育人功能，“重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56]。这四个方面构成的创新机制使文化生命体具备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内生动力，进而有效破解文化衰亡的周期性困境。

第三，构建以平等交流互鉴为原则的共生新秩序以破解文明封闭。以保障生存为前提，以追求理想生活为目的，持续调整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是文明发展的本真逻辑。其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枢纽和关键，狭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都是由狭隘的人与人的关系造成的。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狭隘关系又尖锐地体现为文明之间的狭隘关系。西方文明长期将文明理解为封闭单元，并持自我中心论、天然优越论和必然冲突论，这是其难以走出文化周期的重要原因。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中国揭示和践行“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57]的规律，“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58]以文明平等作为交流互鉴的前提，视人类文明为文明间性甚至就是文明间性的生成性场域；以文明包容为交流互鉴的动力，认为“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59]以文明对话为交流互鉴的关键，“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60]‌。中国在实践中通过倡导“文明和合共生”，发出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多元共生的文明对话机制，为文化生命体发展拓展了世界历史空间。中华文明既通过“美人之美”实现了自我系统优化、能量增殖，也通过“美美与共”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整体进步。

第四，构建以价值创造为要义的综合评价新体系以突破机械标准。文化的核心是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突破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以“和”为根本法则，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整体性和谐观，构建出包含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物质精神协调、社会人际和谐、生态伦理等多维度、立体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实现了文化生命力衡量标准从单纯时间延续到更加注重价值创造的根本转变。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坚持和谐共生。发展马克思主义当代自然辩证法，坚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在价值论上提出“两山理论”生态观；在方法论上提出了实施“双碳”目标发展战略的思想主张；在实践层面明确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崇尚和谐相处，持续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在对外交往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之，中国致力于构建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个体发展与群体福祉、中国发展与人类进步相统一的文明发展新模式，并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总体实践作出综合性示范。这让文化生命体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得自我更新的动能，在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中实现价值升华。文化生命力的评价更加看重其对民族复兴的赋能效果、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程度。这种以实践为导向的评价机制，让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同频共振，既保持价值引领又扎根社会现实，最终形成超越周期性兴衰“规律”的价值创造范式。

第五，构建以人的发展为旨归的价值新坐标以破解现代文明困境。在习近平看来，曾长期主导人类社会进程的西方模式，既导致当下人类文明困境也终将被超越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基础上的，它无法克服和消除文明下的野蛮本性”。[61]在这种文明形态下，人的物化、异化正是由资本逻辑和物的尺度决定的，人的存在表现为资本扩张的工具性存在。与此同时，其文明过程伴随着殖民掠夺、资本剥削、价值霸权以及文明冲突，其衰亡是历史的必然。要实现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62]。核心是从资本逻辑、物的尺度转向人的逻辑和人的尺度。中国的文化建设始终“着眼于人、落脚于人”[63]，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现代化为本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文明形态。面对技术理性膨胀带来的现代性异化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实际上重塑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为文化生命体注入了坚实的精神内核，使文化创新既借助技术进步保持动力，又在伦理秩序中保持法度，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这样的价值坐标既传承了中华文明“物以载道”“文明以止”的传统智慧，又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融入文化机体，不仅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层精神支撑，更为人类破解现代性困境开显了真正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路径。

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及其指导下实践的这些创新突破，本质上将文化发展规律从自然生命隐喻转向实践创造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中国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永续发展指明了康庄大道，也为人类破解文化生命周期、文明兴衰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在人类文明史上开创了通过文化自觉实现文明永续发展的新范式。

结 语

人类是文化的存在物，且“文化关于国本、国运”[64]，文化具有怎样的发展规律一直是人们努力探究的大问题。由斯宾格勒系统提出的文化生命周期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其深刻的洞察力启发了众多思想家，而其强烈的宿命论色彩和封闭性预设等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围绕该理论的聚讼纷纭以及人类文化实践探索表明，如何破解文化生命周期成为重大课题，在今天尤其引人瞩目。在众多自觉不自觉的努力中，唯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之进行了真正的超越性阐释，通过揭示文化发展的实践辩证法则，为破解文化生命周期提供了原理性启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文化探索实践，以人民主体性为根基，开创了以文化自觉破解文化生命周期的新范式。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时代，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内核，对文化生命周期既实现了系统性的理论超越，又实现了创新性的实践破解。不仅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新形态注入持久的文化动能，更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新时代的实践已经证明，要实现文化长期繁荣、文明永续发展就决不能被动接受所谓文化生命周期，而要主动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在守正创新中激发文化生命力。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自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持续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让中华文明在回应时代挑战中焕发永恒生机，为人类破解文明兴衰困境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沈湘平,银河Galaxy 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6年第2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项目号: 21&ZD014)的阶段性成果。